一、研究背景
近期，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内一批高校在综合改革方案中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写入“十三五”规划。另外，我国一些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次不断提升，已经能够与国际知名高校比肩。这些都使得世界一流大学再次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尽管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早已存在，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明确定义和内涵概念。一些文献试图归纳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本质）特征、共同特征、主要特征、主要特点、评价标准，甚至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比较一致的指标内容和评价体系。
但是，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共性特征的描述只是一些归纳性的初步结论，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因此，尽管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的论文自2011年以来每年都有200多篇，1984年以来已累计2576篇，但仍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二、“共性特征” 与“例外”
1.学校规模。有文献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一般规模都很大，主张建设巨型大学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需要。
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学生规模都已超过万人，但其中大多并非世界一流。反之，有的世界一流大学规模并不大。2014-2015学年，加州理工学院仅有本科生977人、研究生1204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只有两千人，每年本科生招生仅200人。
世纪之交，为给高校扩招寻找“理论依据”，一些文献批评我国高校规模偏小，导致办学效益差，并以科尔的“巨型大学”作为理论依据。但是，尽管国内不少文献将科尔的“multiversity”译为“巨型大学”，但其本意是“多元大学”，是指大学办学目标多元、组织结构多元、职能功用多元和管理模式多元。他本人在著述中还使用过“pluralistic university”作为同义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依然沉湎于扩充规模的外延发展之路，只能是舍本求末。
2.学校历史。有文献认为，悠久的办学历史是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主要内部原因。
世界一流大学中确实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但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历史却都只有百年上下。这些后发的现代大学科学地继承古典大学的合理传统，并通过教育理念的创新而实现了迅速崛起。
即使是历史悠久的名校也要通过不断演变才延续至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根据社会发展环境的变迁而改革和创新。时代不同，一流的水准也大相径庭，应动态地看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创新，而有一些中世纪欧洲大学由于不能顺应时代发展，早已不复存在。
同样，尽管哈佛大学借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章和古代典章中各种规定和制度的措辞，但也摒弃了英国古典大学的一些弊端。建校之初，哈佛就在管理上采取与英国大学迥然不同的管理模式，设立了校监委员会和董事会共同管理学校；19世纪初，哈佛摒弃古典大学背诵式的教学方法，倡导研讨式的教学方法；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哈佛建立选修制度和学分制度，设立研究生院，强化科学研究；20世纪中叶，哈佛又确立了教师非升即走原则。
耶鲁大学以保守著称，但耶鲁的保守并非不变。尽管耶鲁一直宣扬坚守自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译为自由教育\文理教育）理念,却对该理念的内涵进行了修正。尽管《1828年耶鲁报告》坚持以古典课程为主，但最终还是实施了由专业课和通选课组成的课程体系。同时，耶鲁也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进行博雅教育，那些愿意学习有用知识或科学知识的人可以到该校的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学习。19世纪70年代耶鲁与哈佛激辩推进选修课的利弊，并反对学生自由选课，但最终还是实行了学分制。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建于1794年,19世纪初取消宗教课程成为世俗大学。后来，又一改纯科学研究的传统，在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寻求平衡和互动。二战后，更是改变过去重文轻理的传统，走文理均衡发展的道路。
3.学科设置。有文献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要有足够广泛的学科领域，学科齐全。世界一流大学确实是理工结合、文理兼备、学科交叉的，但要说学科齐全可能未必。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相邻，由于新建学院在短期内难以超越对方，因此两所大学都没有苛求学科齐全，而是着重发展自己的优势学科。前者没有设工学院，而后者没有医学院和教育学院。同样 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科也具有互补性，前者于1969年撤销了建筑学院，而后者没有设立完整的医学院，只有眼科学院和公共保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
4.治理模式。有文献认为“真正好的人才……更重视的是他们的学术生涯有没有制度保证”，保证他只要干得好就能够得到支持，不管谁当校长都一样；不少文献还批评我国高校管理人员比例太大。
欧洲中世纪大学开始形成时，实质上是教师行会，仅从事教学职能，加之学校规模又很小，不需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确实是教师治校。但是，伴随高等学校职能的完善与规模的扩大，校长的职业化色彩越来越浓，专职管理队伍也随之出现。
目前，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充足的专职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支持教学和科研，以保障教师专心学术工作，而不用分心于行政与日常杂务。美国排名前10所私立大学与前10所公立大学的教职比平均为0.3:1。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和专业人员、办公室文员和技工合计11204人，与学生的比例为1:2，这还不包括临时雇员。
自从大学有了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就有了学者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由教师自己管理学校一切事务的传统受到挑战，大学管理模式发生变化。哈佛大学教师抱怨学校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校长和行政官僚的手中，而教师越来越像企业雇员主人翁意识淡薄了，对学校忠诚度也降低了。
另外，大学现存欧陆、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多种治理模式，说明不同国别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权力制衡机制存在差异，导致了高校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增加了后发者学习借鉴的复杂性。
5.学术自由。有文献将学术自由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主要内部源，并作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方向之一。实际上，“大学不可能也从未获得过完全的独立自由”。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受到宗教控制，没有教学自由，大学学术思想遭到禁锢；纽曼大学理念下的大学，没有科研自由，使得科学发展进程缓慢；洪堡大学理念下的大学，没有争取社会资金进行应用研究的自由，科学向技术转化的周期漫长。
20世纪50年代，根据麦卡锡等人提出的议案，大学教职员是否适合于教学和研究，要以个人的政治信念为基础，使得美国许多大学都要求其教师为忠诚于国家而宣誓，对大学等机构不断进行审查。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爆发，人权和反对越战示威游行活动不断，加州大学数百名静坐学生被捕，而克拉克·科尔校长顶住外部巨大压力拒绝开除这些学生。美国联邦调查局竭力协助该校董事会成员、石油巨商波利污蔑科尔为“危险的自由派人士”，并试图罢免他的总校校长职务，里根出任州长后立即撤了科尔。近年来政治正确性，正在减弱美国高校的学术自由，有文献认为现今哈佛大学的思想多样性和开放性还不如冷战时期，在自由和公开场合不得讨论的题目越来越多。“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反对美国向伊拉克宣战的教师被列入了“不爱国学者”名单并被赶出哈佛。
6.象牙之塔。有文献认为，每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一座象牙之塔，仍然希望远离社会特立独行，甚至重回象牙塔。在服务社会的大学理念导引下，威斯康星大学等一批美国州立大学已成为本州教育、研究、培训、咨询和成果推广的中心与基地。哈佛、耶鲁等在培养“绅士”方面有着历史渊源的传统大学也早已走出象牙塔。1846年，耶鲁大学董事会授权设立”农业化学和动植物生理学”教授席位。哈佛大学则“走向与康乃尔大学——所用拨赠土地新建的大学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彻底地献身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技术工作。” 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承担了大量国防科研任务，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贡献，也提升了自身的科研实力和整体地位。斯坦福大学催生了硅谷的产生和发展，也在此过程中跃居世界前列。
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已成为各国高校学习和借鉴的典范，绝大多数大学都在根据国家和社会需求，开放办学、合作创新，走出象牙塔、超越象牙塔。
三、讨论
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应该是这些大学所共有、而其他大学缺失的特征。由于存在上述诸多例外，世界一流大学上述六个方面的所谓“共性”特征，似乎既非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也非其充分条件。
尽管国内期刊文献关于世界一流大学议论较多，但定性研究局限于概念推演， 定量研究更多地围绕大学排行榜；盲人摸象、似是而非的表象描述较多，满足于雾里看花；泛泛而谈、人云亦云的叙事说理不少，缺少深度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盲目崇拜西方一流大学，缺乏自信，“ 带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倾向”；从行政管理或教育学的角度研究较多，多学科角度研究薄弱；科学性和可信度不高，逻辑性和说服力不够可行性和操作性不强，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
1988年,欧洲大陆430所高校的校长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该宪章强调“学术自治”，这是对欧洲中世纪大学受控于教会的否定，伸张教师的学术权利；强调“学术自由”，是要努力避免类似于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家遭受迫害事件的再次发生，保证教师的职业安全；强调“教学必须要与科研相结合”，是对英国红衣大主教纽曼主张大学仅仅是知识传播场所的扬弃，也是对专业教育的肯定；强调“大学要为社会服务”，是对洪堡主张大学仅仅是纯研究、知识生产场所的扬弃，使大学走出“象牙塔”，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一方面，上述主张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认识和努力方向；另一方面，不可以认为这就是欧洲所有高校办学现状的真实写照。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学国际化趋势增强、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的，加之目前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需要研究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但前提是要实事求是，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要深入细致、全面系统地剖析和思考，准确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情况，科学客观分析其经验教训，而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那些“走马观花”得来的所谓“经验”，也不可随意轻信那些坐在房子里“闭门造车”得出的所谓 “模式”，更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 泛泛而谈。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 ，结合中国国情，认真找出那些我们应该学、值得学、能够学和可以借鉴的东西。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在比较研究中产生的、相对模糊的概念，也可看作是建设性概念和过程性概念以及综合概念和群体概念，一直存在着共性与个性的矛盾。一方面，要采用归纳法，认真分析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变化过程和发展态势，透过表面现象和指标数据，抽象提炼出深层次的共性因素；另一方面，还要采用演绎法，加强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多个世界一流大学成长的路径，特别是跳出学校自身办学要素的角度，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视角观察研究，找出其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各自专有性或显著性的发展方式，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每一所高校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和方法。
由于所处环境和所赋予的社会使命存在差异，很多高校都有各自不同的办学宗旨和定位，不能按照一个模子建设和发展。同样，因为存在学科差异、院校差异、地区和国别差异以及历史时期差异，不同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完全按照前人的办法“依样画葫芦”，很有可能要重蹈“刻舟求剑”的覆辙。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大学仍然具有坚固的民族和国家根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种自然反应，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梳理和厘清大学理念，既要善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也要尊重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和环境，实事求是、增强自信，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世界一流大学。
（来自：《中国高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