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医学教育的“工具理性主义”弊端
一所大学的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其实是一种精神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以西欧的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起源，人类拥有现代大学的历史已近千年。西欧的中世纪大学被人称为“千年黑暗世纪里人类文明的绚丽之花”，大学被誉为远离社会生活的精神自由的“象牙塔”，中世纪的大学确立了大学独立、学术自治、民主管理、社会文化批判的传统。在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宗旨，将知识传承、意志修炼、情感培养及价值追求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以求达到人文教化的目的。纵贯东西方教育的起源，无不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创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内在的灵魂支撑和思想进步基础。新兴的精神力量可以带领社会不断地迈向新世界。文艺复兴时期，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确立了人文精神信仰。柏林大学在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之下，结合自然科学的进步，推动大学确立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人们对真理的强烈追求，以规避大学的实用和功利之目的。
然而，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现代化将大学拖入了市场经济。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中，大学所表现出来的“智力”优势往往是民族国家竞争的核心。大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需要成为大学教育工具理性主义表现的现实根据。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使得高等教育朝着功利主义的目标高歌猛进。“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后，其种种弊病日渐显露，由于对‘科学’的崇拜而认为‘科学万能’，从而引发了‘工具理性’的一枝独秀，造成了对自然界的疯狂破坏，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使维护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边缘化。”
医学教育也未能躲过工具理性主义的强烈冲击。目前高等医学教育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观念根深蒂固，有如医生看病更多地依赖现代化的科学仪器而抹杀了医学作为一门“技艺”的传统，医学教育陷入了纯粹追求知识与技术的“死胡同”。尽管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了人文教育的内容，但在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往往受到各方的质疑。
一百多年前，弗莱克斯纳在完成了对德国大学教育研究和对美国与加拿大共155所医学院的考察后，于1910年发表了题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即著名的《Flexner报告》。《Flexner报告》开启了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浪潮。从此，现代科学被融入了医学院校的课程之中，扩展了医学卫生人才的知识装备。医学教育规范化发展、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20世纪人类的人均寿命增加了一倍。然而，21世纪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知识经济为导向的信息化社会使得医学教育的发展在现代生物技术的领头下高歌猛进。“这种势头让已有的医学系统出现了如下问题：医学卫生人才的岗位胜任能力与患者和人群需求不匹配；团队合作不佳；存在职业的性别差异；狭隘地专注于技术而缺乏全面思维；头疼医头式的诊治而非持续性的的医疗服务；以医院为重心而忽视初级保健的作用；专业人才资源中数量与质量不平衡；对提高卫生系统的工作绩效缺乏有力的领导”。“每一次的社会转型每一次的大学危机，都在表达着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呼唤。”过去的一个世纪全球经历了三次医学教育改革。首先，20世纪之初的《Flexner报告》以科学为基础的课程设置为标志；其次，上世纪中叶的第二波改革引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创新；第三波改革就是现在提出的以系统为中心，整合全球医学教育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培养医学生各方面的素养，从而改进整个卫生系统的绩效。第三波的医学教育改革不能缺少人文的反思。
2医学模式的“单向度”畸变致使医学教育“单向度”转向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况。根据这一健康观，健康可以被认为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三位一体模式。但现代医学从近代以来就沿着生命科学的生物学道路走来，在医学的发展历程中只见“疾病”不见“人”。西方文明侧重分析的还原论思想，使得科学在每一个领域都被细化为“原子”甚至更小的单元，恰恰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缺陷，让医学在发展中失去了整合的功能。医学模式的生物“单向度”表现在医疗模式中，就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忽视预防和健康管理。对医疗模式的阐述，我国古代的《黄帝内经》写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三句话足以说明“治疗”并不是人类维护健康的最佳选择。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在影响健康的四大因素中，生活方式占60%，环境占15%，遗传因素占15%，医疗服务仅占10%。在医学的发展历史上，医疗服务在增加人均期望寿命、控制医疗费用等方面的贡献不及公共卫生。
同样，由于“工具理性”的深刻影响，医学教育也不得不“单向”地屈从于实用主义的医学模式。那种认为“人文无用”的思想在医学生当中，甚至于我们的医学教育者身上表露无遗。如果医学教育者不能正确地理解人文素质教育在医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自身的教学过程中融入人文素质的内容。而人文的缺失给医学生的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将直接导致医学生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价值取向。医学生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有如他们的前辈，依然在人文素养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周国平在《医学的人文品格》中说到：“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医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3医学教育改革中的人文呼唤
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东西方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人说“医者易也”，强调医学属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医者意也”强调医生对医学知识的体验和医学经验的积累；“医者艺也”强调医学是一门技艺。西方也说“Medicine is an art”，“art”表明医学是需要用心和情去体验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十分重视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这一教育的目的即是通过这种“共同教育”，使得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任何行业都有“共同语言”。在某种意义上，通识教育也是美国巩固其西方文化认同的方式之一。因为美国通识教育在本质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核心的。美国的大学生在完成了基础的本科课程后，才有可能考虑是否升入医学院校再深造。这与我国现行的本科即培养医学生的方式有着教育时段上和基础训练上的本质区别。
过去，我们总是简单的理解人文教育即是在学校加设一定的人文课程，以此来激发学生对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及至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趣。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课程并未完成其课程使命，而且每一门课程都将“人文”作为自己的“历史重担”，却又无法诠释自身课程的重要性。在新一轮的医学教育改革中必须融入人文教育的内容。人文教育的内容不仅仅是开设人文通识课，而是将人文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医学教育过程当中。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科学教育为主向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转变。要做到这种融会贯通的转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力量，要培养出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具有责任心的优秀人才，不仅仅要有广博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教学技能和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教师还应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医学教育者人文素养的提高及其对学生的感染，有助于将来的医务工作者更好的理解我国当前进行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其次，社会化专业分工，导致每一个人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权越来越狭小，医学生这方面的选择就愈加受限。未来的从医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经济行为的分析能力、利益相关者的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组织行为能力。同时，这些能力也是医学教育者从事教学、科研，引导大学生怎样做事、做人的基本素养。只有教师和学生这种双向互动和反馈才能达到培养素质全面的人之目的。最后，有如美国的通识教育，中国的医学教育理应打通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贯通的桥梁，让每一名医学生都融会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语言”。这一“共同语言”是医学生将来成长发展的基础，亦是国家培养高端医学人才的基础人文应当成为医学之魂，没有人文的医学就犹如不穿“内衣”而外裹着西服的流浪汉，找不着医学真正的归属。
4构筑医学教育的人文训练模式
在文化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打破卫生人才之间存在着的“学科壁垒”，构筑医学教育的人文训练模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巩固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大学教育首先“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医学高等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使人成其为人”，而后才是“成为某种人”。“某种人”是具有特定身份和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这一人群需要专业化的训练。要做好“某种人”，比如医务工作者，就必须首先“成为人”。“成为人”的关键在于教育，大学生素养的训练仅靠开设几堂课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需要从转变大学理念、更新教师教学、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积淀校园文化、促进学校民主发展等方面共同推进。医学不光是一门技术，而且系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希波克拉底说“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学与人的生命相联，与人的健康相系，所以说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最佳的切入点。
5强调中国医学教育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知识、技术和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现实。医学卫生人才与患者大量跨国迁移造成了全球性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不但是医学技术、医学教育、医学发展等方面的交流，更是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不同民族间的人文互通。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坚持世界的，又把握民族的”十分重要。尽管我们时常说民族的亦是世界的，但我国的医学教育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作支撑，则有可能永远跑在西方人的后面。医务工作者之间不仅仅需要专业化的交流，更需要“人文化”的沟通。医学教育是世界的，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医学教育，包括医学发展所面临的现状；医学教育是民族的，意味着医学教育在发展的历程中需要“中国化”。任何西方的东西被“生吞活剥”到中国都会产生水土不服。一方面，我们坚持医学教育全球发展的共同关切，比如我们进行的“临床医学认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医学教育中融入中国文化的命脉，特别是我国仍存有“中医”这一瑰宝。
中医学和西医学之间，以及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之间的对话是如此的困难，因为二者对疾病的理念迥然而异。西医引入中国时，仍然存在本土化和超越的问题。医学或医学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中国化”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最初目标理应是人文素质的贯通，使人文素养与基础理论科学一道成为医学教育的基础之一。人文素养不能成为医学的“工具”和“负担”，而应当成为医学发展之灵魂。彻底摒除医学或医学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弊端是中国特色医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技术崇拜”的摆脱需要医学教育建立一定的人文训练模式。模式需要具有中国医学发展之特色，要能够把握中国医学之主体地位。主体地位的彰显必须切中当今中国医疗改革及医学发展的社会现实。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要用批判的方法来吸纳西方的医学教育。“学习”、“研究”、“对话”等等是我们用来批判的武器，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把握医学教育的根本，我们的主体地位才能得以显现。
在医学高等教育中，“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们各行其是，甚至相互竞争。”产生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就是卫生人才之间存在着“学科壁垒”，医学教育中存在着学科间的沟通障碍。在医学教育中融入医学人文，势必缓解这种“学科鸿沟”，开启一条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医学教育之路。
（摘自：《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