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学关于共情（empathy）的探讨，集中于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方面，精神分析中的共情后由专业术语“移情”（transference）替代。也有相关文章在讲述护理伦理和医患沟通时提及共情的作用。美国医学中关于共情的探讨现已论及整个临床医疗。美国近年的研究思路是分析共情及探索临床实效性以促进医学人文教育。
1 一般意义上的共情
共情源自审美学，德国理论学家Lipps1903年提出德语的Einfühlung一词，指“将一个人的知觉投射到（或充分地理解）对象的反思能力。共情是一个表示艺术赏析的术语，指观察者将知觉投射到被观察对象的能力”。相关资料也论及，共情起源自德语Einfühlung（feeling into）。
一般讲，共情，也称为同理心，或换位思考、神入、共感，是一种基本的情感理解，即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由于词语意义上的相近性，人们常常将共情与同情进行比较。同情是感受到了他所感受的“feeling with”，主要指情感上的共鸣；共情是融入他所感“feeling into”，不仅侧重情感，还强调认知。《英语语言美国遗产字典》中，强调共情是“一种对他人处境、感受和动机的认同与理解”（identification with and understanding of another’s situation, feelings, and motives），提出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美国著名心理学家Rogers认为，共情是一种敏感的、即时的、对他人流动着的、变化着的情感的理解，强调对变动中的对象或者处境的回应。
2 美国医学中的共情探究
2.1 医学中从同情到共情
在医学领域中，共情与同情的关系同样密切，同情在医患关系中的建构意义早于共情。医学的人道主义本质决定着医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医生对患者的同情感，即对患者的不愉快感感到悲痛和怜悯，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但是，随着医学科学逐渐转向量化、实验化、病原化，代表精神的、人文的一些特征开始褪色，医学开始重新评估同情的价值。
从19世纪医学词典中对同情定义的变化，可以窥探出同情在医学中的“贬值”。1831年Webster出版的《英语语言美国词典》中，同情被定义为“当身体的某一部位受伤或者发生疾病时，身体相应的其他部位也会有类似的感应；或者随之整个身体或其他部位也有感觉”。1972年Gemmill发表文章在描述同情时，重复了上述定义，但附加一句“意思不清”。在The empathic practitioner: Empathy, gender and medicine一书中提到：1890年National Medical Dictionary 将同情定义为“概念很模糊，表示身体某一器官损伤或疾病会让另一个没有关联的器官产生损伤或疾病”。
在传染病横行、人类期望寿命低下、缺乏抗生素和有效疫苗的年代，医学科学竭尽全力去追求确定性和可控性，与同情的模糊性成为对比。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医学职业中存在性别歧视，如果医生被称为是富有同情心的，意味着承担与患者过分认同的情感，那显然
与科学的、客观的医学相违背。19世纪末期，医学中对同情的研究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共情。
弗洛伊德最初将其应用于精神分析。《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全书》中关于共情的理解是，“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分析师要在分析过程和分析技巧中能够有意识地进入患者的‘参考架构’，但同时不要失去自己的身份”。精神分析中的“共情”，后被专业术语移情代替。移情专用于精神分析领域，而共情很快扩展到整个临床医学，以一种人文视角来探索如何增强医学教育与促进医患沟通。基于精神分析中对共情的理解，临床普遍认为医生既要与患者产生一种情感，但要避免医生失去自我，即“一种分离的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文章都主张共情应该基于分离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共情逐渐成为医学教育的重点关注对象。1963年，Fox和Lief发表经典文章“分离关注的培训”，医学生应学会观察整体，而不是患者的某个独立的器官或独立的精神，并同时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这种特殊的技能就称为
共情。
2.2 医学中共情的进一步探讨
20世纪中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中的确定性和可控性越来越强，但同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因此，对“分离的关注”的讨论越来越激烈。1999年，美国内科医学学会将共情定义为“准确的感知到他人情感的行为，但同时自身不经历那种情感状态”。如果医师在一种很严峻的情况下，进入到患者的同样的感情状态，就会失去判断能力和理性的客观选择能力。分离的共情是一种“价值中立的”（value-neutral）观察模式，与爱、和善、同情不能混淆。价值中立让医师无需感受遗憾、悲痛以及其他让人难受的情感。而唯有如此，医师才能真正“进入”并因此“研究”患者的“内部状态”。还有文章提出情感工人（emotional labor），认为浅表的共情与深层次的共情需区分开，并用经典的服务型行业举例。例如，空乘人员按照培训化的理想的情感来对待乘客，同样，医师经过培训做到非语言性的浅表的共情，即便不能真正与患者达到深层次共情，也不能说是不道德的或对患者是没有帮助的。共情如同运动着的钟摆，期待医生对待患者时应该在主观的参与和客观的分离之间进行调适。
在对医学共情的探索中，归纳出共情最重要的三方面特征，即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有文章归纳了美国20世纪以来谈论医学共情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三个维度的相关文章。情感仍然作为共情首要且最重要的方面，但如果仅仅只有情感，只能取得短期效果，只有将认知和情感相结合，才能取得长期的实践。目前，共情的心理机制在理论上仍然阐述得不充分，共情是一种态度，认知的和情感的都是个人内心在对别人发生共情过程中的一部分。最初开始提出共情认知方面的学者认为，共情不仅仅是与别人分享感受，而是理解这种感受。一般来说，当认识客观知识时，如身体的工作机理，“知道如何”（knowing how）与“知道那样”（knowing that）可以等同。如知道胃酸如何分泌与知道组胺细胞促进了某种激素的释放是等同的。依据共情的“分离的关注”特点，医生知道患者如何感受和知道患者处于某种状态也一样。但是，医生对待患者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看待身体的工作机理。临床共情不仅仅是贴上情感标签，如果医生要充分地理解患者的情感感受，就要适当放低对自己的关注，否则就会减轻想要帮助患者的意愿和态度。共情的三个维度应结合起来，共情是“医师具有认知能力去理解患者的需求，对患者感受的情感体验，并在行为过程中将此能力表达出来”。
女性主义、诠释学、性别心理学的文章也热衷探讨共情，认为临床共情无需和女子气质相关联，仅仅作为一种认知感，一种能够搜集到临床数据的技能。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学者提出用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ity）重新解释共情在医学中的作用。主体间性也就是交互主体性，某个主体不再独语，而是确立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1992年，Jackson发表关于“心理治疗历史上的听力治疗师”一文，提出“共情地倾听”，暗示19世纪的医学重视视觉观察而忽视倾听患者的叙述，从而无法真正理解患者。在《从分离的关注到共情》一书中，作者提出共情既不是分离的洞见，也不是情感的融合，尝试用情感推理去解释共情。临床共情就是一种能力：理解患者的处境和感受；在与患者交流中自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按照正确的理解去帮助患者。该书综述了对共情的诸多理解，例如，“一种最终的结果，一种工具，一种技能，一种交流方式，一种倾听姿态，一种自省的类型，一种能力，一种力量，一种观察方式，一种性情，一种活动，或者一种感受”。概括而言，共情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既不是分离的，也不是认同的；是在倾听患者及与其对话中将主观性和客观性结合的持续循环的反思性过程。
共情从一种分离的关注逐渐转向是一种态度和能力，是对患者的合适的理解。然而什么是合适的理解？理解一种感情是否意味着要接受一种感情？ 从“同情——主观性”到“共情——分离的关注——主体性”到“共情——合适的理解——主体间性”，从“感受到对象的同样的感受”到“价值中立的以取得患者内心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事实”到“从知觉上洞察、情感上理解、行为上帮助”，或许，共情指“将一个人的知觉投射到（或充分地理解）对象的反思能力”这个定义本身存在的隐喻内涵（何为充分地理解），就造成了临床共情的困扰。
3 美国临床医学中的共情及人文教育
3.1 临床医学中的共情实践
尽管临床医学范围内对共情的探究还在继续，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共情在医学实践中的肯定。很多文章从定量、定性、交叉学科等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临床医学中促进或者影响共情的因素。
其一，临床共情能力的评定与评估方法密切相关。在一篇名为“比较心理医师与技术型医师的共情”的文章中，作者主要采用杰佛逊医师共情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JSPE）、阅读心灵的眼睛测试修订版－6张图片缩短片（The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 Revised,RMER6）方法进行研究，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后，招募符合条件的受试者，结果显示RME-R6评估的共情在医师职业和性别上都无明显差异，而JSPE方法显示男性心理医师的共情高于男性技术性医师，女性则无明显差异。分析原因，RME-R6是对共情能力的一种普遍性评估（体现共情的情感和认知特征），即提供6种眼部表情（眉毛以上和眼部以下部分遮挡），每一种眼部表情都附有４个描述性的选项，受试者从中选出正确选项。JSPE只提供与共情相关的20道题目，10题是积极性的问题，10题是消极性的问题，例如，“因为人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患者方面体会到任何事情”，这就属于消极性问题，采用７级李克特量表（1代表强烈不同意，7代表强烈同意）进行评估，受试者选出符合自己的选项，JSPE侧重于围绕医师从医患之间的关系方面考虑问题，因此显示出了不同临床专业医师的共情差异。
其二，女性的共情普遍高于男性，即共情存在性别差异。女性以关怀为中心的特质，对社会刺激的敏感性和在早期就有的情感信号，这些已经得到了进化历史和社会认知的证实，决定了女性比男性的共情能力强。数篇文章中用实证数据也证实男性医师共情能力弱于女性医师。女性医师与患者相处时间更多，语言交流更多，更愿意积极地交流，提供更多以预防为导向的服务，更多使用点头或者微笑这些非语言表达方式来表达共情。共情的性别差异促使我们思考，在医学的共情教育中，是否需考虑性别因素？同时，医学科学的教育是可言说的，容易教学，而共情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何在临床教学中有效地进行共情教育？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的。
其三，共情的实践性作用近年来得到了神经生理学研究的支持，也为临床实践中各种促进或阻碍移情发展的影响因素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有一群被称为“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通过镜像机制可以理解他人的感情。神经生理学证实脑部存在共情区域，功能性核磁共振数据证明当对他人表示出和善时，脑部的显示图像与当对他人表示敌意时的图像有差别。所以，常对他人同情的情绪，对施者和受者都有好处。通过神经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可以考虑通过以下途径训练共情：通过典型的棘手的医患互动的培训来增加情感意识；增强读懂隐晦的面部情绪的能力；横膈膜呼吸训练和思维锻炼的自我调控来传授语言上的共情和行为上的回应。
其四，共情受到个人特质和环境多方面影响。个人的自身经历会影响共情。共情受初级认知（成长和童年）和二级认知（生活经历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美国临床共情的研究认为医师多数受到二级认知的影响。在一些关于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共情能力的自我测试中，总结了两个主要影响他们共情的因素：刚进入临床与患者的接触；感到压力的存在。而环境因素如压力、恐惧、抑郁都会减少镜像神经元的信号度从而降低共情，因此，增进医师自身的幸福可以促进共情。美国临床共情的研究，越来越侧重考虑在何种程度让已是成年的医师们接受何种干预可以获得和增强共情。
3.2 共情促进医学人文教育
20世纪中期以来，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掌握不断扩展的科学知识。医学科学的权威性使得医学竭尽全力追求确定性和可控性，这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追求在深层次隐藏着，医学害怕不确定性、亲密性和互相依赖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中的确定性和可控性越来越强，但同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20世纪70年代，医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敦促医学重新审视医学中的伦理基础和人文价值。如果医患之间的沟通是要克服现代医学和现代文化中让人离心的技术、性别、种族、社会阶层这些阻力，我们就需要共情这样的关系形态来拉近现代医患之间因为医学科技发展、文化差异等而形成的生疏感，在医患关系的建构中起到理想作用。
目前，尚缺乏有关不同专业医师的临床共情决定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尽管对共情心理的机制和理论建构并不完善，但共情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已得到认可，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共情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可以通过训练和教育提升的心智技巧。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培育，有助于培养医生的职业人格，恪守职业操守，升华职业精神，这样才能在未来面对患者时准确表达情感、平衡自身的心理及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对医学生以及医学继续教育中的共情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医学院协会已要求把共情作为医学院教育的目标，美国国家联邦医学协会要求更新医师资格证时考核医师医患沟通的能力。如果说理性的知识能指导医师正确恰当的行为，那么，心理学和情感因素也是构成道德的重要部分，而患者的情感需求常常是疾病的核心方面，因此，加深对共情的理解，增强医学共情教育和培训就更加凸显出其重要性。
